华安虚拟货币处置（huaancz.com）报道，2025年11月28日，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十三部委召开的专项会议，首次将稳定币明确纳入虚拟货币监管焦点，再次释放“零容忍”的监管信号。而此前一个月，北京市公安局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，在香港合规交易所完成涉案虚拟货币变现的案例，却揭示出监管红线与司法需求之间的现实张力——虚拟货币交易虽被全面禁止，但涉案虚拟货币的处置作为追赃挽损的关键环节，已成为司法实践必须破解的课题。

我国虚拟货币监管政策的演进，始终围绕“否定货币属性、防控金融风险”展开。从2013年将比特币定义为“虚拟商品”，到2021年“9.24公告”将相关业务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，再到2025年重申稳定币的监管风险，政策边界不断清晰。但司法实践早已明确，“禁止交易”不等于“禁止处置”。

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判例指出，虚拟货币虽非法定货币，但其作为“网络虚拟财产”的财产属性已得到认可，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他人虚拟货币可构成盗窃罪、诈骗罪等财产犯罪。这一认定为涉案虚拟货币的追缴、变现提供了核心法律依据，也回应了被害人对财产追索的迫切需求。

当前涉案虚拟货币处置的核心矛盾，集中在“谁来处置”与“何时处置”两个维度。根据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》，对于易贬值、价格波动大的财物可依法先行处置。

这一原则在虚拟货币处置中尤为关键：对于比特币等价格暴涨暴跌的币种，若等待案件终审再处置，可能导致资产价值大幅缩水；

而USDT等稳定币因锚定法定货币，价值波动较小，更适合由法院在判决生效后统一处置。山东某涉案“空气币”处置案例便印证了这一逻辑——侦查机关在权利人同意后，通过合规渠道快速变现，避免了资产归零的风险，最大限度保护了被害人权益。

北京模式的探索与争议，折射出当前处置实践的创新与局限。该模式通过“公安委托北交所—北交所对接香港持牌机构”的双委托路径，实现了资金闭环流入涉案款账户，规避了境内交易的政策风险。

但争议同样突出：北交所作为境内机构，其提供的委托服务是否属于被禁止的“中介服务”？未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，赴港处置是否触及《香港基本法》关于区域自治的规定？这些疑问导致该模式难以快速复制，多数地区仍面临“不敢处置、不会处置”的困境。

更现实的问题在于成本控制——跨境处置涉及平台费用、汇兑成本等多重支出，某涉案金额不足10万元的案例中，处置成本占比竟达30%，陷入“处置不经济”的尴尬。

破解虚拟货币处置难题，需要构建“政策明确、流程规范、技术支撑”的综合体系。

在制度层面，应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处置指引，明确境内受托机构的资质标准，区分侦查阶段与审判阶段的处置权限；

在跨境协作方面，可由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建立专项协调机制，依托香港《稳定币条例》的监管框架，规范境内司法机构的赴港处置流程，避免国际舆情风险。

技术层面，可借鉴深圳市福田区“司法专用钱包”经验，通过私钥分段加密、区块链溯源等技术，确保虚拟货币扣押、保管、转移的安全性。

虚拟货币处置的本质，是在金融风险防控与司法公正之间寻找平衡。

监管政策的刚性边界，为处置工作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；而司法机关的创新探索，则为财产保护开辟了合规路径。随着香港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发牌制度的完善，以及境内司法与监管协同机制的建立，涉案虚拟货币处置将逐步从“个案探索”走向“标准规范”，既守住了金融安全的底线，也彰显了司法保护民生的温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