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安虚拟货币处置（huaancz.com）报道，在加密货币价格剧烈波动的背景下，司法机关对涉案数字货币“先行变现”已成为常见做法，旨在避免资产价值大幅缩水，保障退赃、罚没等司法程序的财产基础。然而，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发布的《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》，明确将境内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定性为“非法金融活动”。这一政策定性，使得司法机关的直接处置行为陷入“变现即可能涉嫌参与非法金融活动”的正当性困境。为在现行法律政策框架内破解这一难题，司法实践中逐渐摸索并衍生出了三种主要的加密货币变现路径，而数字资产处置公司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而复杂的角色。

一、司法实践中的三大变现模式及其局限

1. 自行变现模式：依赖与风险的平衡
此模式由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主动提出申请，在司法机关监督下，自行通过加密货币交易所出售资产，所得款项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其核心在于依赖被处置方的主动配合与操作能力，如“张某抢劫案”中，被告人在民警监督下操作被害人手机出售比特币。该模式流程相对直接，但局限性显著：高度依赖当事人配合，存在操作失误、资产转移（至其他地址）或价格实时波动导致的失控风险，故司法机关采用谨慎，仅适用于案情简单、配合度高的个别案件。

2. 发行商回收模式：理想与现实的壁垒
此模式类比股权回购，由司法机关协调加密货币发行方进行回购。2023年《山东省罚没物品处置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第36条对此作了原则性规定，并设定了不低于市价80%的回收指导价。这为稳定币等由明确主体发行的资产提供了理论出口。然而，其应用场景极为狭窄：比特币、以太坊等主流去中心化加密货币并无单一发行主体或法定回购义务；即便对于部分稳定币，发行商的回购意愿、履约能力及法律地位均存在不确定性，使得该模式在实践中难以广泛推行。

3. 委托变现模式：主流选择与核心枢纽
当前司法实践中最为通行的，是委托变现模式。在此模式下，司法机关不再直接参与交易，而是作为监督者与引导者，向被告人或其家属提供经筛选的第三方机构（通常即为专业数字资产处置公司） 清单，由其委托这些机构在境外交易所完成出售、结汇及资金入境全流程。该模式将具体的、可能触及现行监管政策的交易环节，剥离给了专业的市场化机构，使司法机关得以规避直接操作的法律风险。

二、数字资产处置公司的关键作用与运作暗箱

在委托变现模式中，数字资产处置公司 成为了连接涉案加密货币与最终法定货币的核心枢纽。其运作通常涉及三个关键环节：

1.     境内委托：在司法机关的见证或指导下，被告方与处置公司签订委托处置合同。

2.     境外交易：处置公司利用其境外资源与渠道，在合规的境外交易所完成加密货币的出售。

3.     结汇入境：将出售所得外汇，通过合法金融渠道兑换为人民币，并转入司法机关指定的境内账户。

这一过程，看似清晰规范，实则仍存在诸多灰色地带与潜在风险：

·         合法性基础悬疑：处置公司在境内提供此类“委托处置服务”，其本身业务性质是否与《通知》中“非法金融活动”的界定存在冲突，尚待明确。

·         操作透明度存疑：境外交易的具体价格、交易所选择、手续费率等细节，往往缺乏公开透明的监督，可能存在道德风险与操作风险。

·         资金跨境合规压力：大额资金跨境汇回需严格遵守外汇管理规定，处置公司的操作是否完全合规，直接影响涉案资金的合法性与安全性。

·         定价与费用合理性：处置服务费缺乏统一标准，资产售价受市场波动和操作时机影响巨大，如何保障资产变现价值的最大化、防止价值不当减损，是核心关切。

三、困境与展望：规范化道路何在？

委托变现模式通过引入数字资产处置公司这一市场化主体，虽在技术上为司法机关解了“燃眉之急”，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加密货币处置的合法性问题，只是将法律风险进行了转移与分散。这种模式长期依赖于灰色地带的运作，不仅可能滋生新的腐败与寻租空间，也使得巨额涉案资产的处置处于不确定状态。

未来的规范化出路可能在于：

1.     明确法律授权与细则：亟需国家层面出台更高级别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，明确司法机关处置涉案加密货币的权限、程序、责任主体，以及对数字资产处置公司这类服务机构的监管框架与资质要求。

2.     建立官方处置平台或指定机制：探索由国家级权威机构牵头，建立规范、透明、可监督的涉案数字资产统一处置平台，或建立经过严格审批的指定处置机构名单，将处置过程纳入阳光之下。

3.     强化全流程监督与技术赋能：利用区块链技术对处置过程进行链上存证与追溯，确保交易环节的不可篡改与可审计。审计、监察部门应对处置流程与资金流向进行常态化监督。

加密货币的司法处置，已成为数字时代法治建设无法回避的新课题。当前以委托数字资产处置公司为主的模式，是一种在政策夹缝中求生存的务实选择，但非长久之计。唯有通过立法完善、机制创新与科技监管相结合，才能从根本上破解这一“正当性困境”，在防范金融风险与维护司法公正之间，找到坚实的平衡点。